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 主办方供图
过去十年北京炒股配资，我国债务总规模和宏观杠杆率持续攀升，债务问题持续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如何认识债务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估我国当前的债务风险？债务增长是否必然带来债务风险增加？如何平衡债务增长和债务风险的关系？
4月2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以“如何平衡债务增长与债务风险”为主题召开了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2024年一季度）发布会，就上述问题发表了研究成果和研究建议。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一季度实际GDP增速超出全年目标，名义GDP增速过低，经济增长的获得感偏弱，对未来的预期偏弱。
从一季度宏观经济表现来看，未来主要风险包括：经济未走出低通胀，收入和支出增长的负反馈持续；房企现金流仍未显著改善，房地产债务压力或进一步危及金融稳定形势；地方政府化债压力导致地方财政吃紧并加速广义财政支出的收缩；贸易摩擦加剧等。
对此，张斌代表研究团队提出四点建议：
一、货币政策方面，应尽快大幅下降政策利率，扩大PSL规模，让市场看到和相信央行提升价格水平的决心。
二、广义财政政策方面，要扩大支出、实现全年预算支出增长目标，不拖累GDP增长。
三、房地产方面，地方政府缺乏有效应对手段，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出面救企业，救企业不是救老板，救的是宏观经济。
四、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平台公司压减债务规模要把握节奏，避免市场自发信贷增速放缓与压降地方政府债务的叠加，避免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债务压降任务分派。近期改善融资，保持必要现金流为工作重点。
谈及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张斌表示，全社会债务总存量从2004年的24万亿人民币增长至2023年的363万亿人民币，年均债务增长15.3%，98%以上是内债。债务杠杆率2012年以后持续快速上升，主要来自名义GDP增速相对债务增速更显著的放缓。
研究发现，过去20年，政府（包括平台）、非平台企业和居民新增债务在全部新增债务中的占比大概是4：4：2。债务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高增长期资本密集型企业是主力；2012年至疫情前，平台和居民是新增债务主力；疫情后政府和非平台企业（制造业和小微）成为新生力量。
“与发达国家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全社会新增债务中的比重相当。”张斌称。
研究发现，过去20年，政府和平台公司举债在全社会新增债务中的比重上升，目前是政府新增大于平台。如果把发达国家债务扩张主体和举债用途作为参照，中国在疫情之前的债务扩大轨迹大致一致：先是资本密集型企业主导债务扩张，然后是政府和居民债务主导债务扩张，尤其是政府；先是为工业投资融资，然后为政府支出和居民买房和消费融资；疫情爆发以后至今，制造业和小微企业成为债务扩张新主力的现象未曾在发达国家类似发展时期出现。
要如何平衡债务增长与债务风险？对此，研究团队从总量视角与结构视角分别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从总量角度看，如果总量上创造了过多债务，会带来过多的金融资产、过多的投资和消费，会带来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但中国的事实并非如此。
从国际对比角度看，中国并没有创造过多的金融资产。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于金融资产中的权益类资产少，债权类资产多。中国的家庭部门并没有持有过多的金融资产。
因此，研究认为，不能判定中国创造了过多债务。债务杠杆率不适合用于评价债务风险。合意总量债务增速应该与实现2%的核心通胀目标相匹配。降低杠杆率和债务负担的出路在于低利率和通货膨胀。总量债务增长中，政府占据较高比例且应该平衡私人部门的债务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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